柏克論保守主義
國家傳統的生活方式是有意義的。它的功用不僅提供個人便利，以及讓個人享受權利。重點是，傳統可以做為判斷理性的標準。
憲政起源
政治制度形塑出範圍廣泛，內容複雜的體系。在這當中，人因為傳統而享有權利，同時習慣遵守某些規範。相關實踐來自過去，並且努力適應當前需要。這種延續性不曾間斷。憲政傳統是前人智慧結晶，必須嚴肅看待。在這方面，柏克對於英國的憲政議題諸多探討。其中包括憲法本質、代議民主和政黨價值。與此同時，法國大革命促使他提出一般性的理論。
如同洛克，柏克認為君主、貴族與平民間的制衡是英國憲法主要精神。然而, 制衡源自傳統，而非不容侵犯的個人權利。時間的考驗賦予憲法正當性。正因為憲法的起源不可考，所以才擁有偌大權威。長久以來，國家在憲法的庇蔭下生存發展。它見證特殊的時空發展，同時記錄人民的公民道德和社會習慣。相形之下，一時的選舉結果並非更好的選擇基礎。特別是，政府應該抗拒沒有經過考驗的理念。
重振輝格黨的思考方向
1770年，輝格黨不復具有革命落幕時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。此外，柏克擔心的事情發生。英王喬治三世攏絡人心的手腕加上東印度公司的財富，不是輝格黨所能抗衡。柏克設想的因應之道包括三項重點。第一，內閣大臣必須獨立於君主之外。第二，內閣在議會擁有領導地位。第三，選舉平民院的權利不應更加普及。
柏克論代議原則
何謂代表？柏克否定選區，否定多數代表。數字上的多數不足以展現國民的成熟意見。真正的代表是代表共同體利益。柏克同意透過選舉方式產生代議士，並且希望保有選舉的大部份優點，去除它的缺點。議會政治是追隨少數有識之士，採取利於國家整體的政策。議會領袖重視公共事務，同時具備相似的良好背景。因此，人民願意追隨他們的領導。議會的重要性在於，政治領袖在這裡接受批評，並且負起責任。
在給布里斯托（Bristol）選民信中，柏克堅稱做為議員，他有權做成獨立判斷。一旦當選議員，當事人的負責對象是國家，而非選區選民。議員唯一要向選民承諾的是會做出最好判斷。
政黨價值
為了振興輝格黨，柏克最早見到政黨在議會當中的重要性。輝格黨原本認為內閣大臣是議會領袖。他駁斥喬治三世以「愛國君主」自居的論調。喬治三世指責所有政治團體都是心中沒有國家的派系，同時只追求黨派私利。柏克則認為政黨「由一群人所組成，試圖透過共同努力追求國家利益。在這方面，黨員對於某些原則具備高度共識」。質言之，政黨憑藉理念與政策參與競爭。
柏克認為，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必然對於公共政策有套想法。其次，他們會尋求落實的方法。因此，政治領袖必須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，同時不允許私人恩怨破壞彼此互信。再者，他們應該拒絕和看法不同的政黨結盟。這是立憲政府正常的運作模式。
革命的反思
法國大革命促使柏克進一步申論他的政治哲學。他反對盧梭和這類「勇敢的實驗家」。柏克素來不喜歡討論抽象的公民權利。如果有人訴諸抽象權利，就證明國家的運作出了問題。道德對錯必須取決於時空環境。從事政治則需要敏銳的觀察力。公民權利很難有明確定義，但也不是不可能找出若干標準。支持革命的思想家強調權利不容侵犯。相對地，柏克試圖證明權利出現在怎樣的社會架構。
柏克不否認自然權利的存在。然而，他也認為某些社會約定不容違反。憲法便是這樣的約定。重點是它並非自然產物，而是時間累積的習慣。準此，革命家對於平等的憧憬沒有可能實現，同時會造成毀滅性的後果。多數統治本身也只是社會約定。出自習慣，它的效力逐漸增強。質言之，自然狀態下沒有多數統治的觀念。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也是源自社會的虛擬事物。人進入社會，必須接受地位的差別。地位差別則是來自習慣性的紀律。智者發號施令。他們的工作是教育和保護弱者。簡言之，人民是有組織的團體。他們組成的國家擁有自己的歷史和制度。其中包括約定俗成的行為模式，以及普遍的宗教信仰。我們可以說國家具備真實的政治人格。
由此可見，政治結構對於自利與意志的依賴程度不高。革命家每好頌揚理性。柏克則指出社會因為人的偏私而存在。這樣的偏私始於家庭，逐步擴及整個國家。愛和忠誠等情感發自本能，他們是人性的基底。理性與自利則是人為產物。人的一生何其短暫。他們期待成為可長可久群體的一部份。共同體能夠得到維持，自利算計比不上成員的歸屬和責任感。個人在國家占有一席之地，那怕微不足道也無所謂。他們會根據傳統擔負角色。倘非如此，政治要想穩定並非易事。
政治的變與不變
柏克反對抽象的政治理念。他們過於單純，無法和現實契合。他們過於彈性，制度無法包容。制度是長成的，而非造成的。因此，我們必須抱著敬畏的心態看待制度。如果要加以修改，必須格外謹慎。世間至愚之事是自以為聰明，試圖全盤打破現狀，重新來過。不懂政治的人想要描繪全新政治藍圖，結果往往將原有制度破壞殆盡，卻又沒有重新開創的能耐。人民基於習慣遵守現行制度，制度因此能夠順利運作。新的制度就算再怎麼合乎邏輯，也必須逐步爭取認同才能發揮效用。革命家每好主張新的憲法和新的政府。在柏克眼中，這是既瘋狂又帶有悲劇性。
柏克不反對改變。改變不是壞事，政府可以做出改變。然而，他應該把握下述原則。首先是漸進原則。每一次的改變都是小幅度的，同時儘可能符合人民的原有習慣。要知道防弊之弊，甚於其弊。準此，柏克建議政府在做出改變之前用心思索制憲者的智慧。在這方面，柏克對於菁英的能力深信不疑。國家培養明智的統治階級，與時俱進。他們便能不負所託，從無錯著。其次，政治有所變有所不變。政治家的工作是在保護傳統同時加以創新，從而適應新的情勢。革命是傲慢和敗家的表現。不要天天問憲政制度好不好。即使有不好的地方也得慢慢改善。
柏克論社會契約
社會確實是份契約。有些子契約是隔段時間才履行一次，同時視當事人意願而修改。買杯咖啡就是這樣的子契約。他們會執著某些事物，但是多半和對方無關。例如，買方和賣方不存在夥伴關係。契約標的是要滿足一時的生理欲望。因此，契約隨著銀貨兩訖而消滅。
政治社會則不然。他的範圍廣泛，同時力求完美。這樣的契約需要幾個世代才能完成。參與締約的也不只是當下人民，而是包括他們死去的先人和即將出世的子孫。每個人根據契約承擔角色。貴族扮演保存憲政慣例的角色，並非社會的寄生虫。他的功能是維持政治穩定。貴族有他不可取代的地方。
改革和革命
柏克反對打破世代連結的法國大革命。革命政府在推翻王室後成為社會的敵人，並且摧毀法國的文明。而國家必須守護高等文明。柏克主張尊重建制。
歷史軌跡有其延續性，非個人意志和理性所能改變。柏克之前已經有保守主義，但是鮮少思想主張。法國大革命以後，自由主義被迫轉攻為守。政治思想開始重視穩定，以及穩定賴以存在的習慣。然而，這不意味保守主義主張死守現狀。一旦新的觀念成熟，便可加入現有建制形成新的秩序。柏克視為理所當然之處，黑格爾將設法證明。片斷的政治傳統集合起來成為社會進化的動力。自由主義開始思考以進化取代革命做為達成目的的手段。
功利主義和政治改革
邊沁（Jeremy Bentham）提倡的功利主義涵括司法、經濟與政治方面的改革。改革的標準只有一個，便是強調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快樂計算，也稱為功利原則。它不僅適用於道德，同時適用於公共政策及現實問題。在這方面，邊沁與老穆勒（James Mill）對於人性的見解泰半來自休姆與賀維休斯（Helvetius）。
休姆不認為個人擁有若干不容侵犯的權利，也不同意政府源自社會契約。政府的基礎不是契約，而是人民需要。因此，政府必須滿足人民需要，否則便沒有存在的正當性。同樣地，一項法律應否制定通過，必須看它能夠對社會幸福做出多大貢獻。
賀維休斯論人性
1758 年，賀維休斯出版「論人性」（De l’esprit）乙書。他指出人有兩項主要的行為動機，就是趨樂和避苦。立法者的工作是儘可能地調和個人幸福和公共福祉。基於人性，人必定追求個人利益。如同運動在物理學當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自利是道德裡頭的關鍵概念。人性不好不壞，他們只是要追求自身利益，並且從苦樂中得到道德和罪惡。政治不上軌道，錯不在人性邪惡，而是在於立法者的無知，硬是將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放在對立面。
政治問題往往來自對於幸福的錯誤認知。當事人因為採取錯誤的衡量標準，所以不知道怎樣才能讓自己得到幸福。要想改善這種情形，必須普及教育，促使更多人瞭解自己的真實利益。與此同時，他們明白立法者追求的公共福祉已經涵括自身的利益考量。如同孟德斯鳩，賀維休斯認為必須有好的法律才能讓人民具備道德。立法的藝術在於誘導人民一方面追求自利，另一方面公道對待他人。國家要培養良善的人民，必須給予具備道德和才能的人適當獎勵做為誘因。假設我們從功利角度衡量道德與制度，就應該用同一把尺衡量權利。
邊沁論立法原則
邊沁指出：「自然給予人類兩個主宰。快樂和痛苦告訴我們該怎麼做，要怎麼做，從而判斷是非與決定因果。」邊沁認為快樂與痛苦能夠相互抵消。再者，苦樂可以加減及計算。因此，我們能夠算出一個人或一群人苦樂。法律與政府是否可欲，要看他們對於人民幸福的貢獻程度。在這方面，強度、持續性、確定性與時間差四項因素占有重要地位。
準此，功利原則提供立法者工具。邊沁主張藉由法律促進社會進步。法律加諸違法者痛苦，從而得到可欲結果。個人權利意謂當事人可以自由行動。如果其他人橫加阻撓，將會受到懲罰。只有一個理由能替這類立法規範做出合理解釋，就是它比讓當事人自己決定如何互動更加符合功利原則。
因此，我們應該根據效力，執法成本與衍生結果評估法律的利弊得失。整體而言，法律應該有利於多數共同體成員。例如，保障私有財產可望增強人民的安全感，從而累積勞動成果。這是實現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重要條件。
功利原則也可以適用於刑法。先前學界認為犯罪行為應當受到懲罰。邊沁則主張懲罰帶來痛苦，本身是個罪惡。要將它合理化，必須著眼於彌補已經發生的罪惡，或是阻止發生更嚴重的罪惡。因此，罪與罰之間必須符合比例原則，並且能夠有效執行。懲罰帶來的痛苦必須超過犯罪利得。因此，邊沁主張廢除不人道的刑罰。這項主張較少人道考量，而是出自他對秩序和效率的偏好。
功利原則和經濟
在邊沁眼中，功利原則同樣適用於經濟事務。 他假設經濟與政府各自獨立。隨著選權普及，英國成為當世第一個主張自由貿易的國家。當時，英國的自由經濟理念包括兩項重點。首先，它相信自然秩序是單純、和諧，並且充滿善意。其次，它排斥先驗的道德主張。自由經濟的運作法則無關於公道。人們在高度競爭的自由市場進行交易。市場是隻看不見的手，決定價格。當事人自己做成選擇，不受外力影響。每個人都希望低價買進，高價賣出。只要沒有壟斷情形，自由市場有助於實現最大多數最大幸福。貨品和勞務價格維持在低檔。生產者得到合理報酬。交易自由促成買方與賣方利益的調和。
邊沁不全然同意這樣的看法。利益調和並非自然造成的結果，而是取決於立法技巧。此外，他不僅提供價值判斷的標準，同時試圖控制人民行為。再者，邊沁拒絕將體現自由做為立法標的。特別是法律經常迫使人民做他們不願意的事情。在邊沁眼中，社會和諧來自立法強制。這和自由經濟學派的主張背道而馳。就取消關稅等問題而言，邊沁的論點比較合乎邏輯，自由經濟學派則比較具有說服力。邊沁相信強制是種罪惡，卻是必要之惡。政府可以根據功利原則干預或不干預經濟。
自由放任果真符合功利原則，政府的重要性將大幅滑落。質言之，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良善。
功利原則和良善政府
考量功利原則，自由政府不等同弱勢政府。政府應該謀求人民福祉，不能拖延。質言之，政府不能沒有作為。也因此，邊沁主張將國會任期縮短為一年。此外，他排斥權利清單、權力分立及制衡等概念。他們不是理論基礎含混不清，就是沒有落實可能。例如，他反對制衡的原因是白費力氣。重點在於，國會主權原則要靠責任政治加以確保，也就是透過得到啟蒙的民意讓政府負起政治責任。唯有主權在民，政府政策才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。如同個人，政府追求幸福是一輩子的事，至死方休。如何確保政府不懈怠，答案是只有民主，以及民主包含的任期概念。由於邊沁將開明專制原則適用於自由主義，因此不擔心多數暴力的問題。如同穆勒指出，邊沁並不相信自由，而是相信自由主義原則可以得出良善政府。
老穆勒論功利主義
老穆勒承認功利主義源自霍布斯。人不斷追求權力，非制度能夠限制。 政治上的一大難題是統治者必須擁有權力，但又不得不加以限制。解決之道在於給予中產階級選權，確保國會利益等同於國家利益。然而，他並未料想到中產階級也會自利。
老穆勒相信，每個人只要得到識字這樣的基本教育，就能清楚判斷自身利益。一旦他們瞭解自身利益，便能據以採取行動。如果每個人依照理性追求自利，將會獲得最大多數最大幸福。功利主義對於人性是悲觀的，卻認為人類進步有無限可能。在這方面，穆勒深切瞭解他父親的想法：「我的父親相信理性會對人的想法產生影響。假設每個人都能讀書識字，得到理性的啟蒙，共同體也將因而受益。在社會當中，政治人物可以透過言論或出版品陳述各種意見。只要人民瞭解不同主張的不同意義，並且擁有投票權，便能選出代表多數意見的國會。一旦國會不被階級利益壟斷，共同體利益將隨之浮現。國會也將誠實與明智地加以落實。」
穆勒論幸福品質
在「功利主義」書中，穆勒表面上接受邊沁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論點。然而，接著他表示幸福可以區分等級。他的功利主義論點因而變得脆弱。顯而易見，穆勒無法指出什麼是幸福品質的判斷標準。如果他提出這樣的標準，很可能違反別人對於幸福的看法。事實是，他打心裡反對邊沁的功利原則，也不肯拿它做為判斷立法品質的標準。穆勒反對追求庸俗的幸福。他認為「寧可做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，也不要做個滿足的蠢漢」。對於自由主義而言，穆勒的重要性在於揚棄享樂主義和自利主義。所有心存善意的人都會關心社會福祉。自由、正直，自重和成就本身值得追求，能否增進幸福並不重要。這是穆勒筆下自由社會的重要特徵。
目的性的自由觀
也因此，「論自由」一書提出目的性的自由觀。是穆勒對於思想界的最大貢獻。邊沁主張民選政府並非著眼於實現自由，而是想提高效率。穆勒懷疑這項論點能否成立。他認為應該實行民主，但是民主未必能夠得到好的結果。其次，自由本身是好的。它包括思想自由，研究自由，意見自由，以及自我節制的道德判斷。社會和個人都是政治自由的受惠者。一個人的看法即使違反所有人認知，仍然不該受到消音命運。每個人有權自由做出判斷，從而採取行動。他們能夠被說服，但是拒絕受到強制。自由社會必須承認這項權利，並且根據落實自由的考量形塑制度。
在穆勒看來，單是容許個性展現和個人判斷仍嫌不夠。特別當眾人表面尊重，卻處處流露掩鼻而過的模樣，絕非保障自由的典範。自由社會寬容不同意見，是要承認他們的價值。自由與寬容不僅是增進社會福祉的前提，同時有助於形塑高等文明。穆勒重視個人自由，因此主張民選政府。質言之，他不是拿效率替民選政府辯護。穆勒懷疑民選政府能否保持很高效率。此外，普及選權這類配套措施未必帶來利益。政治自由的利基在於形塑高道德標準，使人更加符合理性要求。具體做法包括允許人民自由討論公共議題，以及參與政治決策過程。如此，人民不僅會有較高的道德信念，同時勇於替自己決定負責。人道的公民社會也將隨之誕生。
自由即幸福
部份基於個人經驗，穆勒深信自由即幸福：「我們可以說，個人人格的自由發展是幸福的組成要素。文明、文化和教育賴以牽成。因此，無論怎樣強調自由的重要性都不為過。」
因為穆勒如此強調自由，政治問題的重要性隨之下滑。追求自由的關鍵不再是國家，而是社會。「論自由」的重點不是要反抗政治壓迫，或是改革政治制度。它追求的是寬容的公眾輿論。這樣的社會懂得欣賞不同見解，儘量減少社會運作需要的共識數量，並且歡迎新的論點和發現。因此，自由的威脅並非來自政府，而是不寬容的多數。他們對於少數人看法抱持戒心，並且時時準備用數量上的優勢加以壓制。之前，自由主義從未慮及多數暴力的可能性。它的工作是從少數頑固份子手中奪取政府的主導權。老穆勒認為代議政府，普及選權加上基礎教育能夠解決一切政治自由相關的重要問題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。因此，穆勒將政治視為社會的一部份，主張以自由社會做為自由政府的支柱，以社會保障個人自由。
穆勒論保障菁英
除了反對多數暴力，穆勒排斥政治的庸俗化。他擔心社會越民主，越容不下個人追求卓越。限制自由必須有堅強理由，否則政治對於自由的限制將無所不在。確立群己界限，必須訴諸公眾意見指出反社會行為。穆勒認為個人行使自由，以不妨害他人自由為度。有些私領域的事情只對當事人產生影響，於他人無益無損。因此，當事人應該自己做成決定並負起責任。國家與社會無權干預。
在這方面，穆勒回復到自然權利的原始主張。某些個人權利不容剝奪。邊沁主張權利是法律產物。個人自由全數來自國家賦予。對此，穆勒難以接受。關於自由的限制，穆勒多半得自於直覺與深厚的社會責任感。穆勒反對自由放任原則，同意政府管理工商業者，保障人民福祉。同樣地，基於人道考量，他同意有必要從事社會立法。
穆勒論自由和社會福祉
如同其他自由主義學者，穆勒對於政府抱持戒心。政府進行干預，往往得到不好結果。因此，穆勒偏好個人發揮創意。再者，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種種不公道的現象感到不滿。勞工分配到的商品和他們付出勞力不成正比。
在穆勒看來，自由不僅讓個人得到利益，同時符合社會良善。假設我們用暴力制止個人發表意見，這非但是對當事人的冒犯，社會也將失去可能獲得的利益。在這方面，個人權利和社會利益密不可分。自由社會是個言論的自由市場。各種看法輪流進入市場，並且得到自由開放的討論。其中有些能夠存活，有些則遭到淘汰。這是個進步社會的表徵。人民生活越來越符合人道精神。強制的情形逐漸減少。
自由主義自認具備經驗性的基礎。洛克以來，所謂經驗主義是指分析個人心理。現在，穆勒認為這麼做是不夠的。我們還必須研究社會制度，以及它的成長情形。
穆勒對功利主義的修正
穆勒對於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做出若干重要修正。首先，他質疑人民判斷苦樂的能力。質言之，人民可能無法就幸福做出最適切的判斷。然而，穆勒也不允許統治者自稱最瞭解這點。個人與社會應該努力追求成熟判斷。其次，穆勒認為民主社會應該尊重少數意見。容忍不同聲音是提升文明素質的里程碑，也才能從聆聽、討論和決定當中培養理性公民。我們可以不同意他人意見，但無權叫他閉嘴。
穆勒主張容忍不同意見，部份著眼於從理性討論當中得出新的和進步的理念。倘非如此，民主政治將淪為平庸政治（vulgar mediocrity）。受惠於日耳曼思想家，穆勒主張循教育途徑啟發人民追求高等幸福（superior happiness）。政府必須啟發民智，不能反智。平庸共識則是社會損失。要辦到這點，只能靠理性說服。共同體成員相率以偏執對抗偏執，進而以理性戰勝偏執。
穆勒重視社會。個人行為不斷受到社會化的影響。在這方面，民主政治具備教育作用，並且能夠鼓動人民的參與熱忱。公民參與和自作自受符合道德。政治和制度也將更加穩定。
盧梭論人性
盧梭相信人性本善，理由在於害怕自己是壞人。 在給Sophie信中，盧梭自認如果他獨自一人，理應既無罪惡也無道德。他將保有自然狀態下的絕對良善。 這種良善因為社會當中人際關係的糾葛而失去。社會扭曲人的本性，將人異化（aliéné）。
1755年，盧梭出版「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」。這篇論文讓他名利雙收。在民約論書中，盧梭開宗明義指出，「人生而自由，如今卻到處陷入桎梏」。1762年，愛彌兒在巴黎遭禁，盧梭回到瑞士，並且預言當時法國的政治秩序必然導致革命。
Touchard指出，盧梭思想是無產階級對於功利主義的反動。18世紀是個幸福的世紀。盧梭很早就瞭解到愚笨的富人將成為政治舞台的主角。不同於洛克，盧梭自認生活在痛苦當中。因此，他試圖建構新的共同體，保障個人幸福。就價值而言，盧梭沒有任何成見。他的重點在於保障價值，抗拒他人自私自利。然而，如同黑格爾，盧梭口中的自由迥異於那個時代菁英的主流認知。因此，論者指出孟德斯鳩強調缺乏民主意涵的自由主義，盧梭則主張看不到自由的民主政治。
盧梭論自然狀態
在論人類不平等根源書中，盧梭提到自然狀態。他指出那裡的生活平靜，人們既缺乏激情，也不懂得為惡。他們追求自身利益，但不忍他人受苦。經過計算的自利行為不存在於自然狀態，而是存在於腐化社會當中。人的欲望很低，而且獨立生活。他們沒有道德或不道德，以及幸福和不幸福的問題。這就是所謂的高貴野蠻人（noble savages）。顯而易見，自然狀態下不存在私有財產。財產來自於概念，知識和預先料知的需要，是語言和社會的產物。
盧梭論社會的負面影響
在愛彌兒書中，盧梭認為人們會做壞事是模仿而來。社會不僅要替人的罪惡，同時要替他們的過錯負責。社會不僅摧毀人的道德，同時蒙蔽他們的理性。沒有社會，人將具備完整的神性。
人有取得及拒絕的自由，同時追求完美。不快樂是因為社會，人際關係和私有財產出現。聰明人佔據私有財產，其他人居然毫無異議。私有財產是痛苦根源。涉及利益越大，人們相互仇視的程度越高。失去痛苦，得到也未必快樂。高貴野蠻人的樂土因此捲入階級衝突的漩渦。追求利益的自由受到他人限制，同樣意味著人們無從發展良善天性。在這方面，盧梭顯得有些天真，如同孩童說「只要你讓我為所欲為，我就會乖得不得了」。
從自然狀態過渡到公民社會
從自然狀態過渡到公民社會，盧梭試圖證明幾項論點。首先，說人在自然狀態下具備自利想法並非事實。其次，共同體遲早出現，但是並非個人本能的產物。當時的法國社會基本上是個剝削工具。抑有甚者，經濟剝削帶來政治專制。
盧梭批評，但不主張廢除私有財產，也無意阻止社會進化。原因是人一踏入社會，便無法回到黃金時代，並且距離越來越遠。然而，面對日漸升高的利益衝突，社會應該如何自處？在民約論第二冊第八章當中，他指出「一旦習慣得到確立，人的想法便會固定下來」。改革變成徒勞和危險的事情。果真如此，我們是否只能袖手旁觀？答案是否定的。1762年，盧梭在「論公共福祉」書中強調人的生活所以陷入悲慘境地，癥結在於人性和社會制度間的矛盾對立。要解決這項根本問題，回復人的善良本性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改變社會制度。
從革命產生大我
改革社會制度是徒勞的，剩下的選擇是加以摧毀。革命是不可避免的，並且能夠建立人間天堂。社會需要新的制度回復人的自然本性，將他們從悲慘境地拯救出來。爭權奪利讓人迷失本性。好的制度能夠化解人與人間的利益衝突。在這樣的制度下，原本孤立無援的個人會因為融入大我（grand tout）而拋開私利。如同柏拉圖，盧梭相信制度的重要性。關鍵在於改良人性。「新人類」（homme nouveau）不再將自己視為個體，而是整體的一部份。
果真如此，人們將從大我和社會成員的角度看待事情。在這方面，盧梭試圖做個稱職母親，從襁褓中改變子女個性。加以良善的政治制度，人民心靈得到淨化。政治扮演神聖的道德角色。在愛彌兒書中，盧梭強調政治和道德是一體兩面，無法分開瞭解。包括財產權在內的一切權利只能在共同體容許的範圍當中運作，不得和共同體相抗。先前的罪惡將轉化成為細緻道德。而大我則被盧梭賦予神性，成為羅伯斯比口中的「造物主」（Être suprême）。
社會契約
盧梭強調，個人能夠在大我這樣的共同體當中享有自由。人簽署社會契約，為的是在公民社會找回自然狀態下的自由，避免別人將他們的意志強加己身。共同體必須先擁有自我意志（moi commun），才能恢復個人自由。盧梭在民約論書中指出關鍵在於如何找出方法，讓人民在服從同時享有自由。答案是統治者與被治者合而為一，形塑全意志（general will），並且將政府貶為全意志的執行者：
「每個人將自身，以及自身擁有的權力交付給全意志至高無上的領導。也因此，我們成為全意志不可分割的部份。」
全意志代表的共善不同於成員利益的總和。人民不再斤斤計較個人利益，而是想辦法實現有利於整體的社會利益。道德和法律是全意志的展現，服從全意志則是受洗和重生的開端。 個人終將死亡，卻能透過大我生生不息。假設當事人拒絕受洗又當如何？盧梭認為這是不知感恩的表現，對於追求完美的共同體而言是項罪行。
全意志
違反全意志的嚴重性不能和反抗君主同日而語。民約論指出，君主政治替社會設下不公道的框架，因而導致激烈的利益衝突。全意志則不然。在共同體當中，個人得到昇華（meilleur soi），同時和他人完全平等。社會契約不是個人間，也不是個人和統治者間的契約。這份契約不涉及政府的權力和權利。政府是全意志的執行者，沒有締約資格。當事人和包括自己的共同體締約，也就是自己和自己締約。個人將自己交付給全意志，服從全意志是服從自己，不是服從他人。
盧梭指出每個人和其他人團結起來，但是仍然只服從自己，並且享有和自然狀態當中同等自由。在融入大我的過程當中，人們拋棄自己的黑暗面和個人意志。此外，當事人沒有讓渡任何人任何權利，原因是全意志不得分割。契約功用在於保障社會及其成員的福祉，從而衍生福國利民的法律。如同契約，法律是多數公民意志產物，最接近全意志。小的社會如此，全人類也不例外。個人融入大我是建立秩序的基礎。再者，做為社會成員是筆賺錢的買賣。
強迫自由
在公共福祉文中，盧梭認為人民終將替自己負起責任。人民的幸福將是國家幸福。一旦建立完美的共和國，任何妄加抱怨的人將遭到處決，或是強迫他得到自由（forcing to be free）。個人服從全意志，不服從的要強迫服從。如此沒有人壓迫，也沒有人受壓迫。少數被強制，但不被壓迫。沒有人固定處於少數，而且並非先有定論。每個人都從追求公共幸福的角度出發，異議者永遠有可能靠說服改變全意志決定。社會自由取代個人自由。人服從社會，而非任何個人。在這方面，盧梭力陳生活在主流價值中的好處。
被治者沒有反抗政府的權利，因為不會反抗自己。經過大我的昇華，每個人都變成聖人。他們認同大我，並且將所有權利交付給共同體。反抗的人拒絕跟隨時代腳步，將被視為必須淘汰的怪物。一旦新人類沉浸在全意志當中，共同體便大獲全勝。它將起死回生，從黑夜到天明，從激情到理性。法律是全意志的展現。
國家傳統的生活方式是有意義的。它的功用不僅提供個人便利，以及讓個人享受權利。重點是，傳統可以做為判斷理性的標準。
憲政起源
政治制度形塑出範圍廣泛，內容複雜的體系。在這當中，人因為傳統而享有權利，同時習慣遵守某些規範。相關實踐來自過去，並且努力適應當前需要。這種延續性不曾間斷。憲政傳統是前人智慧結晶，必須嚴肅看待。在這方面，柏克對於英國的憲政議題諸多探討。其中包括憲法本質、代議民主和政黨價值。與此同時，法國大革命促使他提出一般性的理論。
如同洛克，柏克認為君主、貴族與平民間的制衡是英國憲法主要精神。然而, 制衡源自傳統，而非不容侵犯的個人權利。時間的考驗賦予憲法正當性。正因為憲法的起源不可考，所以才擁有偌大權威。長久以來，國家在憲法的庇蔭下生存發展。它見證特殊的時空發展，同時記錄人民的公民道德和社會習慣。相形之下，一時的選舉結果並非更好的選擇基礎。特別是，政府應該抗拒沒有經過考驗的理念。
重振輝格黨的思考方向
1770年，輝格黨不復具有革命落幕時無可爭議的領袖地位。此外，柏克擔心的事情發生。英王喬治三世攏絡人心的手腕加上東印度公司的財富，不是輝格黨所能抗衡。柏克設想的因應之道包括三項重點。第一，內閣大臣必須獨立於君主之外。第二，內閣在議會擁有領導地位。第三，選舉平民院的權利不應更加普及。
柏克論代議原則
何謂代表？柏克否定選區，否定多數代表。數字上的多數不足以展現國民的成熟意見。真正的代表是代表共同體利益。柏克同意透過選舉方式產生代議士，並且希望保有選舉的大部份優點，去除它的缺點。議會政治是追隨少數有識之士，採取利於國家整體的政策。議會領袖重視公共事務，同時具備相似的良好背景。因此，人民願意追隨他們的領導。議會的重要性在於，政治領袖在這裡接受批評，並且負起責任。
在給布里斯托（Bristol）選民信中，柏克堅稱做為議員，他有權做成獨立判斷。一旦當選議員，當事人的負責對象是國家，而非選區選民。議員唯一要向選民承諾的是會做出最好判斷。
政黨價值
為了振興輝格黨，柏克最早見到政黨在議會當中的重要性。輝格黨原本認為內閣大臣是議會領袖。他駁斥喬治三世以「愛國君主」自居的論調。喬治三世指責所有政治團體都是心中沒有國家的派系，同時只追求黨派私利。柏克則認為政黨「由一群人所組成，試圖透過共同努力追求國家利益。在這方面，黨員對於某些原則具備高度共識」。質言之，政黨憑藉理念與政策參與競爭。
柏克認為，以政治為志業的人必然對於公共政策有套想法。其次，他們會尋求落實的方法。因此，政治領袖必須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，同時不允許私人恩怨破壞彼此互信。再者，他們應該拒絕和看法不同的政黨結盟。這是立憲政府正常的運作模式。
革命的反思
法國大革命促使柏克進一步申論他的政治哲學。他反對盧梭和這類「勇敢的實驗家」。柏克素來不喜歡討論抽象的公民權利。如果有人訴諸抽象權利，就證明國家的運作出了問題。道德對錯必須取決於時空環境。從事政治則需要敏銳的觀察力。公民權利很難有明確定義，但也不是不可能找出若干標準。支持革命的思想家強調權利不容侵犯。相對地，柏克試圖證明權利出現在怎樣的社會架構。
柏克不否認自然權利的存在。然而，他也認為某些社會約定不容違反。憲法便是這樣的約定。重點是它並非自然產物，而是時間累積的習慣。準此，革命家對於平等的憧憬沒有可能實現，同時會造成毀滅性的後果。多數統治本身也只是社會約定。出自習慣，它的效力逐漸增強。質言之，自然狀態下沒有多數統治的觀念。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也是源自社會的虛擬事物。人進入社會，必須接受地位的差別。地位差別則是來自習慣性的紀律。智者發號施令。他們的工作是教育和保護弱者。簡言之，人民是有組織的團體。他們組成的國家擁有自己的歷史和制度。其中包括約定俗成的行為模式，以及普遍的宗教信仰。我們可以說國家具備真實的政治人格。
由此可見，政治結構對於自利與意志的依賴程度不高。革命家每好頌揚理性。柏克則指出社會因為人的偏私而存在。這樣的偏私始於家庭，逐步擴及整個國家。愛和忠誠等情感發自本能，他們是人性的基底。理性與自利則是人為產物。人的一生何其短暫。他們期待成為可長可久群體的一部份。共同體能夠得到維持，自利算計比不上成員的歸屬和責任感。個人在國家占有一席之地，那怕微不足道也無所謂。他們會根據傳統擔負角色。倘非如此，政治要想穩定並非易事。
政治的變與不變
柏克反對抽象的政治理念。他們過於單純，無法和現實契合。他們過於彈性，制度無法包容。制度是長成的，而非造成的。因此，我們必須抱著敬畏的心態看待制度。如果要加以修改，必須格外謹慎。世間至愚之事是自以為聰明，試圖全盤打破現狀，重新來過。不懂政治的人想要描繪全新政治藍圖，結果往往將原有制度破壞殆盡，卻又沒有重新開創的能耐。人民基於習慣遵守現行制度，制度因此能夠順利運作。新的制度就算再怎麼合乎邏輯，也必須逐步爭取認同才能發揮效用。革命家每好主張新的憲法和新的政府。在柏克眼中，這是既瘋狂又帶有悲劇性。
柏克不反對改變。改變不是壞事，政府可以做出改變。然而，他應該把握下述原則。首先是漸進原則。每一次的改變都是小幅度的，同時儘可能符合人民的原有習慣。要知道防弊之弊，甚於其弊。準此，柏克建議政府在做出改變之前用心思索制憲者的智慧。在這方面，柏克對於菁英的能力深信不疑。國家培養明智的統治階級，與時俱進。他們便能不負所託，從無錯著。其次，政治有所變有所不變。政治家的工作是在保護傳統同時加以創新，從而適應新的情勢。革命是傲慢和敗家的表現。不要天天問憲政制度好不好。即使有不好的地方也得慢慢改善。
柏克論社會契約
社會確實是份契約。有些子契約是隔段時間才履行一次，同時視當事人意願而修改。買杯咖啡就是這樣的子契約。他們會執著某些事物，但是多半和對方無關。例如，買方和賣方不存在夥伴關係。契約標的是要滿足一時的生理欲望。因此，契約隨著銀貨兩訖而消滅。
政治社會則不然。他的範圍廣泛，同時力求完美。這樣的契約需要幾個世代才能完成。參與締約的也不只是當下人民，而是包括他們死去的先人和即將出世的子孫。每個人根據契約承擔角色。貴族扮演保存憲政慣例的角色，並非社會的寄生虫。他的功能是維持政治穩定。貴族有他不可取代的地方。
改革和革命
柏克反對打破世代連結的法國大革命。革命政府在推翻王室後成為社會的敵人，並且摧毀法國的文明。而國家必須守護高等文明。柏克主張尊重建制。
歷史軌跡有其延續性，非個人意志和理性所能改變。柏克之前已經有保守主義，但是鮮少思想主張。法國大革命以後，自由主義被迫轉攻為守。政治思想開始重視穩定，以及穩定賴以存在的習慣。然而，這不意味保守主義主張死守現狀。一旦新的觀念成熟，便可加入現有建制形成新的秩序。柏克視為理所當然之處，黑格爾將設法證明。片斷的政治傳統集合起來成為社會進化的動力。自由主義開始思考以進化取代革命做為達成目的的手段。
功利主義和政治改革
邊沁（Jeremy Bentham）提倡的功利主義涵括司法、經濟與政治方面的改革。改革的標準只有一個，便是強調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快樂計算，也稱為功利原則。它不僅適用於道德，同時適用於公共政策及現實問題。在這方面，邊沁與老穆勒（James Mill）對於人性的見解泰半來自休姆與賀維休斯（Helvetius）。
休姆不認為個人擁有若干不容侵犯的權利，也不同意政府源自社會契約。政府的基礎不是契約，而是人民需要。因此，政府必須滿足人民需要，否則便沒有存在的正當性。同樣地，一項法律應否制定通過，必須看它能夠對社會幸福做出多大貢獻。
賀維休斯論人性
1758 年，賀維休斯出版「論人性」（De l’esprit）乙書。他指出人有兩項主要的行為動機，就是趨樂和避苦。立法者的工作是儘可能地調和個人幸福和公共福祉。基於人性，人必定追求個人利益。如同運動在物理學當中占有重要地位，自利是道德裡頭的關鍵概念。人性不好不壞，他們只是要追求自身利益，並且從苦樂中得到道德和罪惡。政治不上軌道，錯不在人性邪惡，而是在於立法者的無知，硬是將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放在對立面。
政治問題往往來自對於幸福的錯誤認知。當事人因為採取錯誤的衡量標準，所以不知道怎樣才能讓自己得到幸福。要想改善這種情形，必須普及教育，促使更多人瞭解自己的真實利益。與此同時，他們明白立法者追求的公共福祉已經涵括自身的利益考量。如同孟德斯鳩，賀維休斯認為必須有好的法律才能讓人民具備道德。立法的藝術在於誘導人民一方面追求自利，另一方面公道對待他人。國家要培養良善的人民，必須給予具備道德和才能的人適當獎勵做為誘因。假設我們從功利角度衡量道德與制度，就應該用同一把尺衡量權利。
邊沁論立法原則
邊沁指出：「自然給予人類兩個主宰。快樂和痛苦告訴我們該怎麼做，要怎麼做，從而判斷是非與決定因果。」邊沁認為快樂與痛苦能夠相互抵消。再者，苦樂可以加減及計算。因此，我們能夠算出一個人或一群人苦樂。法律與政府是否可欲，要看他們對於人民幸福的貢獻程度。在這方面，強度、持續性、確定性與時間差四項因素占有重要地位。
準此，功利原則提供立法者工具。邊沁主張藉由法律促進社會進步。法律加諸違法者痛苦，從而得到可欲結果。個人權利意謂當事人可以自由行動。如果其他人橫加阻撓，將會受到懲罰。只有一個理由能替這類立法規範做出合理解釋，就是它比讓當事人自己決定如何互動更加符合功利原則。
因此，我們應該根據效力，執法成本與衍生結果評估法律的利弊得失。整體而言，法律應該有利於多數共同體成員。例如，保障私有財產可望增強人民的安全感，從而累積勞動成果。這是實現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重要條件。
功利原則也可以適用於刑法。先前學界認為犯罪行為應當受到懲罰。邊沁則主張懲罰帶來痛苦，本身是個罪惡。要將它合理化，必須著眼於彌補已經發生的罪惡，或是阻止發生更嚴重的罪惡。因此，罪與罰之間必須符合比例原則，並且能夠有效執行。懲罰帶來的痛苦必須超過犯罪利得。因此，邊沁主張廢除不人道的刑罰。這項主張較少人道考量，而是出自他對秩序和效率的偏好。
功利原則和經濟
在邊沁眼中，功利原則同樣適用於經濟事務。 他假設經濟與政府各自獨立。隨著選權普及，英國成為當世第一個主張自由貿易的國家。當時，英國的自由經濟理念包括兩項重點。首先，它相信自然秩序是單純、和諧，並且充滿善意。其次，它排斥先驗的道德主張。自由經濟的運作法則無關於公道。人們在高度競爭的自由市場進行交易。市場是隻看不見的手，決定價格。當事人自己做成選擇，不受外力影響。每個人都希望低價買進，高價賣出。只要沒有壟斷情形，自由市場有助於實現最大多數最大幸福。貨品和勞務價格維持在低檔。生產者得到合理報酬。交易自由促成買方與賣方利益的調和。
邊沁不全然同意這樣的看法。利益調和並非自然造成的結果，而是取決於立法技巧。此外，他不僅提供價值判斷的標準，同時試圖控制人民行為。再者，邊沁拒絕將體現自由做為立法標的。特別是法律經常迫使人民做他們不願意的事情。在邊沁眼中，社會和諧來自立法強制。這和自由經濟學派的主張背道而馳。就取消關稅等問題而言，邊沁的論點比較合乎邏輯，自由經濟學派則比較具有說服力。邊沁相信強制是種罪惡，卻是必要之惡。政府可以根據功利原則干預或不干預經濟。
自由放任果真符合功利原則，政府的重要性將大幅滑落。質言之，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良善。
功利原則和良善政府
考量功利原則，自由政府不等同弱勢政府。政府應該謀求人民福祉，不能拖延。質言之，政府不能沒有作為。也因此，邊沁主張將國會任期縮短為一年。此外，他排斥權利清單、權力分立及制衡等概念。他們不是理論基礎含混不清，就是沒有落實可能。例如，他反對制衡的原因是白費力氣。重點在於，國會主權原則要靠責任政治加以確保，也就是透過得到啟蒙的民意讓政府負起政治責任。唯有主權在民，政府政策才能符合社會整體利益。如同個人，政府追求幸福是一輩子的事，至死方休。如何確保政府不懈怠，答案是只有民主，以及民主包含的任期概念。由於邊沁將開明專制原則適用於自由主義，因此不擔心多數暴力的問題。如同穆勒指出，邊沁並不相信自由，而是相信自由主義原則可以得出良善政府。
老穆勒論功利主義
老穆勒承認功利主義源自霍布斯。人不斷追求權力，非制度能夠限制。 政治上的一大難題是統治者必須擁有權力，但又不得不加以限制。解決之道在於給予中產階級選權，確保國會利益等同於國家利益。然而，他並未料想到中產階級也會自利。
老穆勒相信，每個人只要得到識字這樣的基本教育，就能清楚判斷自身利益。一旦他們瞭解自身利益，便能據以採取行動。如果每個人依照理性追求自利，將會獲得最大多數最大幸福。功利主義對於人性是悲觀的，卻認為人類進步有無限可能。在這方面，穆勒深切瞭解他父親的想法：「我的父親相信理性會對人的想法產生影響。假設每個人都能讀書識字，得到理性的啟蒙，共同體也將因而受益。在社會當中，政治人物可以透過言論或出版品陳述各種意見。只要人民瞭解不同主張的不同意義，並且擁有投票權，便能選出代表多數意見的國會。一旦國會不被階級利益壟斷，共同體利益將隨之浮現。國會也將誠實與明智地加以落實。」
穆勒論幸福品質
在「功利主義」書中，穆勒表面上接受邊沁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的論點。然而，接著他表示幸福可以區分等級。他的功利主義論點因而變得脆弱。顯而易見，穆勒無法指出什麼是幸福品質的判斷標準。如果他提出這樣的標準，很可能違反別人對於幸福的看法。事實是，他打心裡反對邊沁的功利原則，也不肯拿它做為判斷立法品質的標準。穆勒反對追求庸俗的幸福。他認為「寧可做個不滿足的蘇格拉底，也不要做個滿足的蠢漢」。對於自由主義而言，穆勒的重要性在於揚棄享樂主義和自利主義。所有心存善意的人都會關心社會福祉。自由、正直，自重和成就本身值得追求，能否增進幸福並不重要。這是穆勒筆下自由社會的重要特徵。
目的性的自由觀
也因此，「論自由」一書提出目的性的自由觀。是穆勒對於思想界的最大貢獻。邊沁主張民選政府並非著眼於實現自由，而是想提高效率。穆勒懷疑這項論點能否成立。他認為應該實行民主，但是民主未必能夠得到好的結果。其次，自由本身是好的。它包括思想自由，研究自由，意見自由，以及自我節制的道德判斷。社會和個人都是政治自由的受惠者。一個人的看法即使違反所有人認知，仍然不該受到消音命運。每個人有權自由做出判斷，從而採取行動。他們能夠被說服，但是拒絕受到強制。自由社會必須承認這項權利，並且根據落實自由的考量形塑制度。
在穆勒看來，單是容許個性展現和個人判斷仍嫌不夠。特別當眾人表面尊重，卻處處流露掩鼻而過的模樣，絕非保障自由的典範。自由社會寬容不同意見，是要承認他們的價值。自由與寬容不僅是增進社會福祉的前提，同時有助於形塑高等文明。穆勒重視個人自由，因此主張民選政府。質言之，他不是拿效率替民選政府辯護。穆勒懷疑民選政府能否保持很高效率。此外，普及選權這類配套措施未必帶來利益。政治自由的利基在於形塑高道德標準，使人更加符合理性要求。具體做法包括允許人民自由討論公共議題，以及參與政治決策過程。如此，人民不僅會有較高的道德信念，同時勇於替自己決定負責。人道的公民社會也將隨之誕生。
自由即幸福
部份基於個人經驗，穆勒深信自由即幸福：「我們可以說，個人人格的自由發展是幸福的組成要素。文明、文化和教育賴以牽成。因此，無論怎樣強調自由的重要性都不為過。」
因為穆勒如此強調自由，政治問題的重要性隨之下滑。追求自由的關鍵不再是國家，而是社會。「論自由」的重點不是要反抗政治壓迫，或是改革政治制度。它追求的是寬容的公眾輿論。這樣的社會懂得欣賞不同見解，儘量減少社會運作需要的共識數量，並且歡迎新的論點和發現。因此，自由的威脅並非來自政府，而是不寬容的多數。他們對於少數人看法抱持戒心，並且時時準備用數量上的優勢加以壓制。之前，自由主義從未慮及多數暴力的可能性。它的工作是從少數頑固份子手中奪取政府的主導權。老穆勒認為代議政府，普及選權加上基礎教育能夠解決一切政治自由相關的重要問題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。因此，穆勒將政治視為社會的一部份，主張以自由社會做為自由政府的支柱，以社會保障個人自由。
穆勒論保障菁英
除了反對多數暴力，穆勒排斥政治的庸俗化。他擔心社會越民主，越容不下個人追求卓越。限制自由必須有堅強理由，否則政治對於自由的限制將無所不在。確立群己界限，必須訴諸公眾意見指出反社會行為。穆勒認為個人行使自由，以不妨害他人自由為度。有些私領域的事情只對當事人產生影響，於他人無益無損。因此，當事人應該自己做成決定並負起責任。國家與社會無權干預。
在這方面，穆勒回復到自然權利的原始主張。某些個人權利不容剝奪。邊沁主張權利是法律產物。個人自由全數來自國家賦予。對此，穆勒難以接受。關於自由的限制，穆勒多半得自於直覺與深厚的社會責任感。穆勒反對自由放任原則，同意政府管理工商業者，保障人民福祉。同樣地，基於人道考量，他同意有必要從事社會立法。
穆勒論自由和社會福祉
如同其他自由主義學者，穆勒對於政府抱持戒心。政府進行干預，往往得到不好結果。因此，穆勒偏好個人發揮創意。再者，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種種不公道的現象感到不滿。勞工分配到的商品和他們付出勞力不成正比。
在穆勒看來，自由不僅讓個人得到利益，同時符合社會良善。假設我們用暴力制止個人發表意見，這非但是對當事人的冒犯，社會也將失去可能獲得的利益。在這方面，個人權利和社會利益密不可分。自由社會是個言論的自由市場。各種看法輪流進入市場，並且得到自由開放的討論。其中有些能夠存活，有些則遭到淘汰。這是個進步社會的表徵。人民生活越來越符合人道精神。強制的情形逐漸減少。
自由主義自認具備經驗性的基礎。洛克以來，所謂經驗主義是指分析個人心理。現在，穆勒認為這麼做是不夠的。我們還必須研究社會制度，以及它的成長情形。
穆勒對功利主義的修正
穆勒對於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做出若干重要修正。首先，他質疑人民判斷苦樂的能力。質言之，人民可能無法就幸福做出最適切的判斷。然而，穆勒也不允許統治者自稱最瞭解這點。個人與社會應該努力追求成熟判斷。其次，穆勒認為民主社會應該尊重少數意見。容忍不同聲音是提升文明素質的里程碑，也才能從聆聽、討論和決定當中培養理性公民。我們可以不同意他人意見，但無權叫他閉嘴。
穆勒主張容忍不同意見，部份著眼於從理性討論當中得出新的和進步的理念。倘非如此，民主政治將淪為平庸政治（vulgar mediocrity）。受惠於日耳曼思想家，穆勒主張循教育途徑啟發人民追求高等幸福（superior happiness）。政府必須啟發民智，不能反智。平庸共識則是社會損失。要辦到這點，只能靠理性說服。共同體成員相率以偏執對抗偏執，進而以理性戰勝偏執。
穆勒重視社會。個人行為不斷受到社會化的影響。在這方面，民主政治具備教育作用，並且能夠鼓動人民的參與熱忱。公民參與和自作自受符合道德。政治和制度也將更加穩定。
盧梭論人性
盧梭相信人性本善，理由在於害怕自己是壞人。 在給Sophie信中，盧梭自認如果他獨自一人，理應既無罪惡也無道德。他將保有自然狀態下的絕對良善。 這種良善因為社會當中人際關係的糾葛而失去。社會扭曲人的本性，將人異化（aliéné）。
1755年，盧梭出版「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」。這篇論文讓他名利雙收。在民約論書中，盧梭開宗明義指出，「人生而自由，如今卻到處陷入桎梏」。1762年，愛彌兒在巴黎遭禁，盧梭回到瑞士，並且預言當時法國的政治秩序必然導致革命。
Touchard指出，盧梭思想是無產階級對於功利主義的反動。18世紀是個幸福的世紀。盧梭很早就瞭解到愚笨的富人將成為政治舞台的主角。不同於洛克，盧梭自認生活在痛苦當中。因此，他試圖建構新的共同體，保障個人幸福。就價值而言，盧梭沒有任何成見。他的重點在於保障價值，抗拒他人自私自利。然而，如同黑格爾，盧梭口中的自由迥異於那個時代菁英的主流認知。因此，論者指出孟德斯鳩強調缺乏民主意涵的自由主義，盧梭則主張看不到自由的民主政治。
盧梭論自然狀態
在論人類不平等根源書中，盧梭提到自然狀態。他指出那裡的生活平靜，人們既缺乏激情，也不懂得為惡。他們追求自身利益，但不忍他人受苦。經過計算的自利行為不存在於自然狀態，而是存在於腐化社會當中。人的欲望很低，而且獨立生活。他們沒有道德或不道德，以及幸福和不幸福的問題。這就是所謂的高貴野蠻人（noble savages）。顯而易見，自然狀態下不存在私有財產。財產來自於概念，知識和預先料知的需要，是語言和社會的產物。
盧梭論社會的負面影響
在愛彌兒書中，盧梭認為人們會做壞事是模仿而來。社會不僅要替人的罪惡，同時要替他們的過錯負責。社會不僅摧毀人的道德，同時蒙蔽他們的理性。沒有社會，人將具備完整的神性。
人有取得及拒絕的自由，同時追求完美。不快樂是因為社會，人際關係和私有財產出現。聰明人佔據私有財產，其他人居然毫無異議。私有財產是痛苦根源。涉及利益越大，人們相互仇視的程度越高。失去痛苦，得到也未必快樂。高貴野蠻人的樂土因此捲入階級衝突的漩渦。追求利益的自由受到他人限制，同樣意味著人們無從發展良善天性。在這方面，盧梭顯得有些天真，如同孩童說「只要你讓我為所欲為，我就會乖得不得了」。
從自然狀態過渡到公民社會
從自然狀態過渡到公民社會，盧梭試圖證明幾項論點。首先，說人在自然狀態下具備自利想法並非事實。其次，共同體遲早出現，但是並非個人本能的產物。當時的法國社會基本上是個剝削工具。抑有甚者，經濟剝削帶來政治專制。
盧梭批評，但不主張廢除私有財產，也無意阻止社會進化。原因是人一踏入社會，便無法回到黃金時代，並且距離越來越遠。然而，面對日漸升高的利益衝突，社會應該如何自處？在民約論第二冊第八章當中，他指出「一旦習慣得到確立，人的想法便會固定下來」。改革變成徒勞和危險的事情。果真如此，我們是否只能袖手旁觀？答案是否定的。1762年，盧梭在「論公共福祉」書中強調人的生活所以陷入悲慘境地，癥結在於人性和社會制度間的矛盾對立。要解決這項根本問題，回復人的善良本性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改變社會制度。
從革命產生大我
改革社會制度是徒勞的，剩下的選擇是加以摧毀。革命是不可避免的，並且能夠建立人間天堂。社會需要新的制度回復人的自然本性，將他們從悲慘境地拯救出來。爭權奪利讓人迷失本性。好的制度能夠化解人與人間的利益衝突。在這樣的制度下，原本孤立無援的個人會因為融入大我（grand tout）而拋開私利。如同柏拉圖，盧梭相信制度的重要性。關鍵在於改良人性。「新人類」（homme nouveau）不再將自己視為個體，而是整體的一部份。
果真如此，人們將從大我和社會成員的角度看待事情。在這方面，盧梭試圖做個稱職母親，從襁褓中改變子女個性。加以良善的政治制度，人民心靈得到淨化。政治扮演神聖的道德角色。在愛彌兒書中，盧梭強調政治和道德是一體兩面，無法分開瞭解。包括財產權在內的一切權利只能在共同體容許的範圍當中運作，不得和共同體相抗。先前的罪惡將轉化成為細緻道德。而大我則被盧梭賦予神性，成為羅伯斯比口中的「造物主」（Être suprême）。
社會契約
盧梭強調，個人能夠在大我這樣的共同體當中享有自由。人簽署社會契約，為的是在公民社會找回自然狀態下的自由，避免別人將他們的意志強加己身。共同體必須先擁有自我意志（moi commun），才能恢復個人自由。盧梭在民約論書中指出關鍵在於如何找出方法，讓人民在服從同時享有自由。答案是統治者與被治者合而為一，形塑全意志（general will），並且將政府貶為全意志的執行者：
「每個人將自身，以及自身擁有的權力交付給全意志至高無上的領導。也因此，我們成為全意志不可分割的部份。」
全意志代表的共善不同於成員利益的總和。人民不再斤斤計較個人利益，而是想辦法實現有利於整體的社會利益。道德和法律是全意志的展現，服從全意志則是受洗和重生的開端。 個人終將死亡，卻能透過大我生生不息。假設當事人拒絕受洗又當如何？盧梭認為這是不知感恩的表現，對於追求完美的共同體而言是項罪行。
全意志
違反全意志的嚴重性不能和反抗君主同日而語。民約論指出，君主政治替社會設下不公道的框架，因而導致激烈的利益衝突。全意志則不然。在共同體當中，個人得到昇華（meilleur soi），同時和他人完全平等。社會契約不是個人間，也不是個人和統治者間的契約。這份契約不涉及政府的權力和權利。政府是全意志的執行者，沒有締約資格。當事人和包括自己的共同體締約，也就是自己和自己締約。個人將自己交付給全意志，服從全意志是服從自己，不是服從他人。
盧梭指出每個人和其他人團結起來，但是仍然只服從自己，並且享有和自然狀態當中同等自由。在融入大我的過程當中，人們拋棄自己的黑暗面和個人意志。此外，當事人沒有讓渡任何人任何權利，原因是全意志不得分割。契約功用在於保障社會及其成員的福祉，從而衍生福國利民的法律。如同契約，法律是多數公民意志產物，最接近全意志。小的社會如此，全人類也不例外。個人融入大我是建立秩序的基礎。再者，做為社會成員是筆賺錢的買賣。
強迫自由
在公共福祉文中，盧梭認為人民終將替自己負起責任。人民的幸福將是國家幸福。一旦建立完美的共和國，任何妄加抱怨的人將遭到處決，或是強迫他得到自由（forcing to be free）。個人服從全意志，不服從的要強迫服從。如此沒有人壓迫，也沒有人受壓迫。少數被強制，但不被壓迫。沒有人固定處於少數，而且並非先有定論。每個人都從追求公共幸福的角度出發，異議者永遠有可能靠說服改變全意志決定。社會自由取代個人自由。人服從社會，而非任何個人。在這方面，盧梭力陳生活在主流價值中的好處。
被治者沒有反抗政府的權利，因為不會反抗自己。經過大我的昇華，每個人都變成聖人。他們認同大我，並且將所有權利交付給共同體。反抗的人拒絕跟隨時代腳步，將被視為必須淘汰的怪物。一旦新人類沉浸在全意志當中，共同體便大獲全勝。它將起死回生，從黑夜到天明，從激情到理性。法律是全意志的展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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